减负须让基层敢说“不”

　　在基层治理的迷宫中，乡镇街道干部的手机通讯录里永远置顶着几十个微信工作群，村支书的案头堆叠着来自不同部门的台账，社区工作者在迎接检查与入户走访的夹缝中疲于奔命。这些场景折射出一个治理悖论：上级部门不断加码的考核指标与基层干部日益沉重的负担形成了恶性循环。破解基层减负难题的核心密钥，关键是要让基层敢说“不”。

　　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压力型体制”形成了独特的权力金字塔。上级部门通过目标考核、督查问责、一票否决等机制将行政压力层层传导，基层单位在“属地管理”原则下不得不承接无限责任。某县级市统计显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每年接收的上级文件中有32%存在重复要求，23%超出法定职责范围。当“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基层干部只能选择在文山会海中沉默前行。

　　考核评价体系的单向性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失语。现有考核机制中，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权重占比超过80%，基层对上级部门的反向评价长期缺位。这种单向考核导致政策制定者难以感知政策执行的真实成本，陷入“制度空转-反复加码”的怪圈。某地乡村振兴项目中，基层干部为应对不同部门的差异化考核标准，被迫对同一项目制作五套不同版本的台账。

　　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改革提供了制度创新的范本。通过建立乡镇（街道办事处）对县级部门的反向考核机制，将部门响应速度、政策适配度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使基层评价权重提升至40%。这种制度性赋权让某街道办主任能够直言：“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改革实施两年间，该省基层报表总量减少63%，督查检查频次下降55%。

　　数字化治理为基层减负开辟了技术路径。广东省“粤政易”平台整合了17个部门的基层数据系统，通过智能表单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某社区工作者反馈：“过去需要手工填报的13类报表，现在系统自动生成9类。”这种技术赋能不仅解放了基层干部的手脚，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数据驱动的决策闭环，使上级部门能够实时感知政策执行效能。

　　湖北省推行的“基层干部容错清单”制度，为干部发声提供了制度保障。清单明确列出20类不予问责的情形，包括因政策冲突导致的执行偏差、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应急处置等。某乡镇长在脱贫攻坚中因调整资金用途被问责，依据容错机制最终获得免责。这种制度设计使基层干部卸下了“动辄得咎”的心理包袱。

　　深圳市南山区创设的“基层治理创新实验室”，构建了上下级平等对话的空间。每季度举行的“吐槽大会”上，社区书记可以直接向局长们反映政策堵点，现场生成改进方案。这种去等级化的交流机制，使某社区提出的“合并相似考核指标”建议在三个月内转化为全区制度。当基层声音能够直达决策中枢，政策制定就实现了从“闭门造车”到“开门问策”的转变。

　　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治理关系的重构。当上级部门学会倾听基层的“不”，当考核体系能够容纳双向评价，当技术创新赋能真实表达，我们就能打破“沉默螺旋”，建立起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这种生态的构建不是简单的权力让渡，而是现代治理体系中责任共担、智慧共享的必然选择。唯有让基层干部挺直腰杆说话，减负才能真正减去形式主义的枷锁，加上治理效能的砝码。

　　作者：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