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破解村干部“吃力”问题 为乡村振兴蓄力聚能
六月，正值毕业季。6月18日，在广州开放大学，一批特殊的学生结束了“大学生活”。拿着国家盖章认可的“毕业证书”，广州市花都区港头村党总支部书记曾赞明回想起两年多前刚入学时的那个上午。
“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坐着听课就能把村管好了？”曾赞明初进课堂很兴奋，但焦虑也涌上了心头。
怀着复杂心情，像曾赞明这样从广州各地赶来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迈入这所专收“村官”的学堂，接受为期两年半的在职学习，汲取乡村治理知识，走访田间地头，在考试合格后，他们将取得大专或大学本科文凭。
广州，城在乡中，乡在城里。2815个行政村（社区）在改革开放城市扩建的大潮中被裹挟进了“大广州”范围。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乡村的短板恰是发展的潜力板，城市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而乡村也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助力。
如何将短板变成潜力板？“村官”是关键。
2012年，广州市委组织部在全省率先推进实施基层党员干部学历教育——“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10余年来，该工程累计培养广州农村基层干部16426人，毕业人数达11010人，本科毕业生超2200人，广州市村“两委”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增至88.26%，832人被提拔为新任村支书。
过去，“吃力”是许多“村官”们在进行新时期“三农”工作时的最大感受，深刻体会到现有知识无法适应新形势。这项工程为广州农村基层造就了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干部队伍和新型农村实用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走出一条具有岭南特色的国家中心城市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的新路子。
为何学
干活麻利，理论吃力
空有千般热情，却有些使不上劲。这是曾赞明刚当上村支书时的感受。
两年前，曾赞明当选为港头村党总支部书记。彼时，这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正依托村内完整保留的明清时期古建筑建设广州市岭南特色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投资建设，为百年古村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担任村支书的我既备感振奋，又如履薄冰。”甫一上任，曾赞明内心的忐忑便战胜了兴奋。他在解决基层群众矛盾、传达落实上级指示时，时常感到自身知识技能不够扎实。特别是对农村关键业务领域的政策理解不够透彻，制定决策时常常没有底气。
“乡村有土地，但能灵活运用政策发展产业的人少之又少；知道要发展，但难以站在更高的层面进行长期合理规划。”曾赞明也曾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打拼过，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村里老人的推荐下，他回到了家乡，“本想着熟悉乡村风土人情，能干一番事业，但是缺乏理论政策知识指导，做什么总感觉心里不稳当。”
对此，从化区城康村党总支部书记余伟林也很有发言权。作为农村青年，余伟林对农作物特性和农业发展如数家珍。他本以为自己是农村的“老手”，却也处处碰壁。2014年，担任村干部后的余伟林，决定大力整治村里违建，但不知道如何下手。余伟林说：“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村干部学历都不高，对技术和政策不熟悉不了解，更谈不上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靠的是人。长期以来，村干部多由村里的“能人”担任，熟悉乡里乡亲，工作经验丰富。但村“两委”干部，特别是党组织带头人的综合能力和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并不能满足新时期乡村发展的需求。
仅看广州，2012年，广州市村（社区）“两委”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29%，其中村“两委”干部中，大专学历占比仅为11.9%。
“干活麻利，理论吃力，曾是群众对村干部的刻板印象。”广州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党员干部普遍存在学历层次低、综合素质不高、履职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与广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要求不相匹配，与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更不相适应。
“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因此应运而生。2012年开始，广州决定每年至少招收1000名村“两委”干部、后备干部和基层优秀党员参加大专学历教育，后又增加本科学历教育。学制均为两年半，分别需要修完22门、24门课程。由市一级财政每年投入1988万元建立专项资金，基层党员干部个人仅需自付1500元就能完成整个本科或者大专学历学习。
在此之前，曾赞明也参加过很多学习培训，大部分是蜻蜓点水式的参观，实在一点的组织一个短期培训班，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系统学习到关键知识、接触到实际工作，总有些隔靴搔痒。
原以为与过往学习培训一样，但在报名参加看到了课程安排后，曾赞明作出判断：“这就是上大学，更加科学、精准、务实，一定要认真学好。”
怎么学
课程要“挖”，教材要“编”
每个月，曾赞明至少要去两次广州开放大学花都区分校线下上课，“我们的专业可不一般，叫行政管理，是专门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专业。”
过去，行政管理专业面向的是学生群体，针对村官学员的专业内容并不多，为此，广州开放大学向国家开放大学提出申请，行政管理（基层管理方向）专业由此产生。
教室里，曾赞明在上“农村政策法规”课，老师正在针对外嫁女股份分红的争议问题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并进行案例讲解。
这是广州乡村治理中常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能够帮助村官学员们解决这些实际难题，“农村政策法规”课程加入了大量广州案例，以及广州具体的法律法规讲解。
由于乡村治理工作的差异性，全国统一的课程内容并不适用于广州这种超大城市中的乡村。为了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课程内容，学校项目团队开始了“浩大”的课程建设工程，除了60%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剩下的40%课程内容都要自己“挖”，教材也由学校老师自己“编”。伴随着本科教学被纳入“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还增加了英语教学内容。同时，选拔组建以校内外“三农”问题专家学者为主，党政干部、企业高管、社区实践者为辅的近300人的师资队伍，建构线上线下、面授课与田间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每当有新的乡村振兴政策文件下来，课程还会对新内容进行“插页”，学员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到国家、省、市的最新要求。这种模式也被叫做“活跃式教学”，让“立马可以用得到”的政策“干货”迅速进入乡村治理工作中。
另一边，同是村官班学员的萧岗经济联社副社长梁宏浩经常在工作之余上视频课，屏幕里，广州市环保局总工程师正在解读《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的乡村治理内容。“在改善土壤和农村环境方面，应以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安全为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协同推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梁宏浩上的是“农村环境保护”课程。近年来，广州市全域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致力于把建设美丽乡村的“施工图”变成美好生活的“实景图”。为此，“村官”班课程将广州的乡村环保政策“搬”进课堂。“我们的课程紧跟广州的发展规划，政策搭建‘上层建筑’，基层落实具体实践。”梁宏浩说。
面授辅导与网络自学是“村官”班特有的教学方式，在全市各区设置10个协同教学点，就近入学与送教上门结合、线下线上学习、多种考核结合，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员提供“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教育供给服务。
“村官”学员们需要定期到教学点参加集中面授学习，每门课程面授6次，此外，课程配套相应的网络内容，在网上完成测试题，学员可随时通过教学平台参与网络实时互动和非实时点播等多项教学活动。
“基层工作繁重，工学矛盾突出，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很贴心，让我们既能科学安排课程，同时也保证了学习的内容和质量。”棠下街祥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易霞说。
怎么做
能“说”能用，互学互鉴
2017年，正在“村官班”上课的新联二村第一书记李明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活。为配合南沙区先进制造业基地项目建设，新联二村作为全征地村，要配合做好征地拆迁工作。然而，房屋拆迁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始终僵持不下。
拆迁政策的把握是关键。面对村里的困境，李明生在村官班课程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李明生一边研究教材，一边请教老师，逐渐对拆迁政策和政策补偿等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他根据整体搬迁任务，组织村里开展相关动员及部署会议，使全体党员掌握拆迁政策的发展方向，真正理解“拆是为了更好发展”的政策本质。
上课效果“立竿见影”。在李明生的带领下，村干部们开始大规模宣传拆迁政策，向村民讲解清楚拆迁的安排和拆迁对村子、村民的益处。同时细致甄别村民所关心的拆迁问题，引导其采用合理合法的申诉途径，做到拆迁工作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很多原先不理解、不愿意搬迁的村民在了解拆迁政策后，转变了态度，最终全村顺利完成集体搬迁。”
与李明生的困境相比，梁宏浩则面临着另一个难题——“不会说”。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灵嘴巧舌”成了乡镇干部必备技能之一。“不会说，说不出口，农村方针政策就难以抵达基层群众，问题也难以准确反馈，在化解群众矛盾纠纷时，也难以在其中调和化解。”为此，梁宏浩自上任以来，一直颇受困扰。
问题随着相关课程的开展逐渐迎刃而解。学校举办模拟法庭、辩论会、模拟村长选举等活动，让大家都站在讲台上去说，梁宏浩逐渐锻炼了说话能力，又学习总结其他人的经验。他慢慢摸索出一套村镇干部的“说话之道”：说“贴心话”，以“情”动人；说“敞亮话”，以“理”服人；说“幽默话”，以“趣”感人……“村里土地更新工作，难免会有纠纷冲突，以‘说’的方式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最好不过了”。
乡村治理工作在“领头雁”的带领下，成效初显，村官们在培训后也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了变化。“过去觉得自己是管理者，现在则认为是一名学习者。”终身学习的理念让首届村官学员、钟落潭镇五龙岗村村委会主任曾志强一直受用。
回忆起首届1000名学员上课伊始的“盛况”，广州开放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项目办负责人李霖苦笑道，当时学员们“穿着拖鞋来上课”“抽烟睡觉”“说话大声”等情况比比皆是。“一两年后，我们惊喜地看到烟头没有了，‘村官’们也越来越像个正经‘大学生’了。”在学校氛围熏陶和老师的思想教育下，“村官”们的作风得到了极大改善。
如今，再谈起这批初始学员，李霖颇为自豪地说，多数学员现在依然和老师们保持联系，更是衍生出来另一个“课堂”。大家交流着乡村发展的难题和经验，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探新路
下个十年，去往何方
今年3月，完成大专学历毕业考试的曾赞明，给自己定了个新目标：继续深造，秋季入学“本科班”。“上了学，才知道自己懂得少。”曾赞明感叹道，面对新领域、新问题越发体会到提升自我的迫切需要。
“广州虽不是最早开展村干部培训教育工作的城市，却是坚持最久的。”广州开放大学校长熊军说。经过十余年培养，一批批基层干部提升了政治素质和能力作风，成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用得上的“领头雁”，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具有应用推广意义，关键在于农村干部学历教育的创新机制。”李霖总结道，其构建了多维协同管理运行机制，探索形成了“市、区组织部门—学校—村镇”多维协同联动机制，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培养部门联动乏力、育人机制不畅的问题。
如今，行政管理（基层管理方向）专业已然成为全国共享专业，工程教学团队为贵州省黔南州基层干部、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乡村“两委”干部开展培训，获得普遍好评。
“这种授课让我切实感受到‘上课’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参加培训的黔南州基层干部表示，原以为广州的团队难以摸清当地的发展状况，更别说解决难题，但培训后，发现上课内容极具针对性，直面黔南州的发展痛点，还请了当地的专家组成智库师资，他说，“要让村里的‘官’都来上课！”
成效显著，但转折点也将到来。全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达到90%以上、“两委”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达到80%以上，目标得以实现后，“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下一步还能做什么？
“村官”们虽然拿到了学历的入场券，但实际工作中的挑战依然存在。“目前基层的社会治理工作还存在问题。”熊军坦言，村官的学历“补偿了”，素质“上去了”，但是千头万绪的乡村治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在村民多样化的需求下，仅凭我们的一己之力难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有更多助力。”曾赞明同样深有体会。
为此，熊军把目光转向了学历培训以外：以后将主要提供知识服务，而不是学历提升。“总有一天，村干部本科学历100%的目标会实现。”熊军总结道，但他们会有知识上的盲区，可以错位开展定制化知识教育，如开设法律培训、社会治理、品牌打造等课程，将触角延伸到乡村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利用专家资源帮助村官应对发展难题。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传播乡村振兴、产业转型的新知识新理念，或许是一条新道路。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孟源北建议，对乡村“两委”干部的教育培训，应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入以政治素质培育为主，加强对教学成果的追踪观察，根据学习教育情况形成乡村人才库，成为基层干部选任的重要参考。
当前，广州正探索办学主体多元化，运用大数据、云直播等现代科学技术，加大基层干部云教育环境建设和运用，打造产教融合进一步完善选、用、管、育的“头雁”工程体系，把全民终身学习跟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来路走了10年之久，前进的方向仍在探索。”又送走了一批“村官”毕业生，李霖已经开始着手新的教材选编。
■专家观点
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教授尹德慈：培养农村基层干部的新时代“农讲所”
10余年来，“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坚持党建引领，根据村官学员实际，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广州农村基层造就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形成一套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广州模式”。
首先，传承了广州农讲所干部培训的红色基因。革命时期，农讲所是一所新型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既注重培养学员的理论素养，又注重提高学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广州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城市化程度较高，农村较早遇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难题。2012年，广州在总结村干部选拔培养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实施“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该工程继承了广州农讲所的红色传统，立足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把党的创新理论、农业农村政策和党性党风教育作为主业、主课，又发挥组织部门在学员选、育、用、管上的优势和国家开放大学在正规化办学方面具有的师资力量优势，为培养造就新时代德才兼备的农村基层干部探索了新经验。这一工程可以说是新时代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其次，探索了破解超大城市“三农”难题的广州方案。就广州而言，农村经济总量虽然占比非常小，但是农村（特别是城中村）承载全市大量人口的衣食住行，承载着经济发展对城乡空间的战略优化，承载着城市发展对绿水青山的渴望。可以说，广州“三农”问题是一个集农村发展难题和城市发展难题于一体的超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广州市紧紧抓住农村党组织这个基础、村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提升村干部的政治能力和管理素质入手，创造性实施“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实施村干部的战略性培养，通过政治历练、能力训练、实践锻炼，推动村干部适应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形成了以高质量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在乡村振兴、抗疫救灾等任务中，经过训练的村干部发挥了突出作用，为有效破解超大城市“三农”难题探索了广州方案。
最后，造就了适应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干部。“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干部培训项目，而是一个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性、战略性制度安排。广州市把实施农村基层干部战略性培养与实施农村党组织“头雁”工程、推动城乡治理一体化布局结合起来，把村干部的战略性培养作为切实有效的抓手，推动实现“要村干部做”向“村干部要做”“村干部学历教育”向“村干部政治训练”的转变，从头到脚改变了广州村干部的形象。像白云区大源村、从化区莲麻村华丽转身背后的经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村干部能力素质的提升所产生的独特效果，感受到党建引领发展、推动治理的巨大力量。这项战略性工程为广州推动国际大都市乡村治理现代化培养和储备了政治坚定、本领高强的大批基层干部，从源头上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组织保证。
